
1978年冬天的一个傍晚,村口的小喇叭还在反复广播着那年征兵的名额,凉风一阵一阵刮过来,把田地里最后一点热气都带走了。广播声时高时低,村里年轻人都竖着耳朵听,而年纪稍大的男人,却下意识摸了摸自己身上的旧伤疤,神情复杂。
在他们之中,有一个走路一瘸一拐的中年人,四十多岁,脸被风吹得发红,手里提着一只陈旧的铝壶。他就是王贵林,1951年入伍,1952年入朝作战,伤在金城一线,1955年才带着一条伤腿回到家乡。那时他才二十出头,如今鬓角已经斑白。
村里人都知道,他曾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侦察兵,可他回来以后,却极少提起战场上的事。只是人们偶尔在大队院里开会,看到他腿脚不便时,才会想起,这条腿是怎么伤的。
一九六零年,他的儿子出生了,取名“安平”。王贵林在户口登记册上,稳稳地写下这两个字,心里暗暗盼着:这一辈子,哪怕没什么大福气,只要平安就好。
有意思的是,命运往往喜欢反着来。等到安平十八岁,村口喇叭开始叫人去体检、去政审,他偏偏盯上了那身军装,把少年人的热血一股脑地压在了心里。
那时候,王贵林已经四十八岁,腿伤时好时坏,阴雨天就疼得睡不着觉。可说起当年的那些场面,他依旧习惯性沉默,只是有时端着碗,筷子停在半空中,眼神忽然飘得很远。
一九五二年的隆冬,他所在连队在前沿阵地坚守多日,敌方炮火密集,山头几乎被削了一层。战壕里泥水混着血水,冻得像石头一样硬。后来的一次穿插任务,他在回撤途中被炮弹震翻,右腿被弹片打穿,一同跟着倒下的,还有几个再也没能站起来的战友。
这些事,他从不往细里讲。村里有人试着问:“老王,朝鲜那边是不是像电影里那样,冲锋的时候都喊着口号?”他却只是摇头,闷声说一句:“电影好看多了。”
只有在极少的时候,他会把压箱底的一张老照片拿出来看看。那是拍摄于1953年停战后不久,他穿着已经磨得发白的军装,身边站着一排年轻的战友。母亲说,那一排人里,后来能活着回国的不到一半。
这张照片被压在柜子最下面,衣服、被单一层层盖住,谁也不敢随便翻。因为一打开,王贵林的脸色就会变得凝重,仿佛照片里那一群年轻人,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站到他的床前。
一、从丧子之痛,到给儿子取名“安平”
往前推几年,家里有一段谁都不愿提起的往事。
1951年冬天,王贵林响应国家号召入伍。那年他二十一岁,妻子刚刚怀孕,肚子还没显出来。家里老人卧病在床,农活压在女人身上,日子可以说是紧绷到极点。
那个年代,农村妇女生孩子,多数是在家里,烧两锅热水,找个有经验的长辈在一旁帮忙,就算“生产条件”了。孩子生下来,能不能活下来,全凭运气。
孩子是个男孩,取名“王大强”。母亲体虚,吃不饱,奶水少得可怜,再加上家里条件太差,冬天连一件像样的棉衣都没有。孩子没熬过第二个年头,就因病去了。那时,王贵林还在朝鲜前线,根本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。
1953年停战,他被送回国内疗伤。1955年正式复员回乡,一推开家门,迎接他的不是孩子的叫声,而是妻子和老人红肿的眼睛。
“孩子呢?”他站在屋檐下问了一句。
屋里静得可怕。妻子想张嘴,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只是抽抽噎噎地抹着眼泪。老人叹了一口气,把事情原原本本讲清楚。王贵林就那样站在门口,手里的包袱慢慢滑落到地上。
这件事,在他心里留下了一道很深的痕迹。对妻子,他没有半句埋怨,知道那是时代的苦,也是家境的苦。孩子走了,日子还要往前过。夫妻二人谁都不提那三个字,只把那块小小的土堆照看得干干净净。
几年以后,妻子又怀上了。这一次,全家人都格外小心,能省的活都省,能留的口粮都往她碗里拨。1960年,安平出生,哭声响亮,脸蛋红扑扑的。王贵林看着襁褓里的孩子,心里头发誓,再苦也得让这个孩子好好活下去。
名字取成“安平”,其实有他自己的心思。经历过战场的人,更知道平安有多难得。他希望这孩子一辈子顺顺当当,读书、成家,脚踩土地,日子别再跟枪炮搭上边。
村里人都以为,像他这样的老兵,将来肯定会鼓励儿子继承衣钵,去部队闯一闯。谁知道,他的态度,恰好相反。
二、儿子要去参军,老兵却坚决反对
时间到了七十年代末,全国开始恢复和扩大征兵,农村青年把参军看作一条难得的出路。能穿上军装,不光是荣耀,也是机会。
安平从小耳濡目染,对父亲敬重得很。那张旧照片,压在柜底,却在他心里立起了一面旗。他没亲眼见过战场,但从父亲黝黑的脸、跛着的腿,还有夜里偶尔惊醒的样子,隐约能想象出那段岁月有多难熬。
上学的时候,老师讲到抗美援朝,讲到志愿军战士在冰雪里趴伏、饿着肚子打仗,班上不少同学听得热血沸腾。他看向自己坐在角落里的父亲——那天,学校组织老兵来给学生做报告,王贵林坐在最后一排,没说几句话,只提了一句:“好好念书,比什么都强。”
可对年轻人来说,“强不强”这种话,很难马上听进去。安平越长大,越打心底里想去部队。有时候看着父亲蹒跚的背影,他甚至会冒出一个念头:这一代老兵流血流汗,换来了国家的安稳,那他这一代总得接上去吧?
到了1978年,十八岁的他,悄悄去镇里报名参军。体检、政审都过得很顺利,连负责登记的干部都说:“小伙子身体不错,思想也好,好好准备通知吧。”
回家以后,他鼓起勇气跟父亲摊牌。本以为父亲会沉默一会儿,然后点头同意。谁知道,王贵林很少见地发了火。
“你哥走了,我还让你再去玩命?你给我老老实实念书!”他声音压得很低,却带着明显的怒气。
母亲在旁边听着,两行眼泪刷地就下来了。她一想到大强那张白白的小脸,再想到眼前这个正当青春的儿子,心里难免发慌。对她来说,“当兵”两个字,跟危险是绑在一起的。
这种矛盾,在很多家庭里都出现过。当年,送丈夫上战场,是因为国家有需要,大家都说“保家卫国”,扛着就上去了。老辈人受过那样的苦,亲眼看过那么多牺牲,再轮到儿子这一代,心态多少会有点变化:国家要人去,肯定支持;可要是轮到自己家,当父母的,难免心里打鼓。
1978年的那几个月,家里气氛有些凝重。安平不再多说,父亲也不再提。村里人知道这事后,都劝王贵林:“你当年不也参军去了?现在国家需要年轻人,你这当爹的,太拦着也不好看。”
他只是摇头:“我懂啥是当兵。正因为懂,才不想他去。”
话虽这样说,事情却已经朝着另一条轨道走了。征兵手续早已跑完,名单汇总上去,就等部队按计划下发入伍通知书。看上去,一切水到渠成。
谁也没想到,会在村里这个小小的层面上,卡壳。
三、通知书被扣下,刀锋对上村支书
那年秋收以后,村口的土路上,陆续有人收到入伍通知书。村干部挨家挨户送,拿到的年轻人脸上写满兴奋,没拿到的,则开始焦虑。
安平一开始还有些憧憬,心想通知书大概是路上耽误了。等到跟他一起报名的同龄人,一个个都拿到了,上面写着“某某部队,新兵报到时间为某月某日”,他心里慢慢发凉。
他去找村支书打听。那位在村里说话算数的王支书,翻着手里的名单,抬头说:“没你名字,你大概是没通过。”
这句话,把他打得有点懵。他回想体检的时候,指标都挺好,政审时,家里父亲是老志愿军,群众意见也好,各项条件并不差。怎么就“没通过”了?
他不想当场争辩,只是闷头出了门。那天晚上,他一个人坐在村口的大槐树下,天色一点点黑下来,村子里的灯逐个亮起,凉风里带着一点烟味和锅巴香。他心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:是不是自己真不行?是不是给父亲丢脸了?
这时,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,是他的同伴王自强。
“安平,你怎么跑这儿来了?你爸妈找你找疯了。”王自强蹲在他旁边,压低声音问:“你这是咋了?”
安平咬着牙,把下午村支书那句话说了出来,觉得脸上发烧。这种事情,对年轻人来说比挨打还难堪。他以为王自强会只是安慰几句。谁知对方犹豫了一下,小声说出一个消息:
“我听俺爹说的,村里上去的是五个名额。你肯定占了一个。可现在,通知书却到了王成虎手里。”
王成虎是谁?村里人都熟。年轻气盛,好勇斗狠,当年因为打架把人打成重伤,被判过刑,前几年才刚放出来。按政策,这种有案底的人,根本不可能通过政审。可偏偏,入伍通知书落到他手里。
这情况摆在那儿,不难想象中间出了什么问题。通知书是统一下发到村,再由村干部发给个人。中间这一关,要是动点手脚,对外人来说几乎察觉不到。
那一夜,安平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越想越憋屈,也越想越清楚:是有人动了他的名额。他心里的委屈,渐渐变成一股怒火,最后又变成彻底的绝望。他甚至不敢回想父亲知道这件事后,会是什么表情。
天快亮的时候,他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母亲一大早把他摇醒,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慌乱:“快起来,你爹一早就出门了,拄着拐杖,手里还提着个东西,黑着脸往村支书家去了。”
安平心里猛地一紧,顾不上洗脸,披上衣服就往村支书家跑。
院门没关严,里面一片寂静。他一推门,只见堂屋里乱成一团:桌子挪开了,凳子翻倒在地上,村支书背贴着墙,额头上都是汗。王贵林站在中间,右手握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尖刀,刀尖直指对方的脖子。
“你先把刀放下,有事咱……”村支书声音发抖。
“把我儿子的入伍通知书拿出来。”王贵林打断他,语气很冷,“我今天就一句话。”
屋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安平站在门口,连大气都不敢出。他是头一回见父亲这个样子——手不抖,眼神死死盯着人,和在家里沉默老实的样子,判若两人。
村支书嘴硬,嘴里还在喊冤枉:“老王,你别冤枉人,我是按照上面名单发的,哪有——”
话还没说完,刀锋向前一点,贴近了皮肤。王贵林低声说:“当年敌人拿枪对着我,我都没退,这把刀跟了我这么多年,都没吓过谁。你要是真没做亏心事,眼睛用不着那么飘。”
他一边说,一边慢慢脱下外衣,把上身袒露在空气里。
那是一具布满伤疤的躯体。肩头、胸前、腰侧,大小不一的疤痕纵横交错,有新有旧,有的已经发白,有的仍然暗红。有弹片留下的坑,也有刀刺划过的痕迹。
“当年,我也是从泥里爬出来的。”他咬着牙,缓缓道,“你知道啥叫打仗?你知道为啥我不愿意让他当兵?我不是舍不得他吃苦,我是怕再送一个命!”
村支书的气势,彻底下去了。他当然知道眼前这个人打过什么仗,也知道那些伤疤代表什么。更明白,真要逼急了对方,事情会闹到什么程度。
沉默片刻,他扭头喊了一声:“他娘,去屋里把那个通知书拿来!”
在堂屋角落里探头的女人赶紧缩回去,哆哆嗦嗦地从柜子底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,双手捧着递出来。
“老王,是……是上头寄错了,我正打算找你说明——”
“少来。”王贵林把刀往桌上一拍,“你儿子是什么底子,你心里清楚。我儿子的事,我不敢跟别人比,就敢跟你比。”
他伸手接过信封,沉默地打开,里面印着醒目的红字——“入伍通知书”。
这才是他的目标。拿到这一刻,他才缓缓吐出一口气,把刀拿起来,塞进腰间。那把刀,柄上刻着一个已经有些模糊的五角星,是当年部队发给侦察分队的制式军刀。复员那年,他因为完成任务出色,被允许把它带回家。
那天以后,村里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议论这件事。有人觉得王贵林做得太绝,也有人暗地里拍手称快。再怎么说,把别人孩子的入伍名额据为己有,站在理上都说不过去。
对王贵林来说,这算不上什么“英雄举动”,只是他这一生最后一次把刀拔出来。与其说是为了面子,不如说是为了让儿子的人生,回到该走的那条路上。
当天晚上,他叫安平到院子里,天已经黑了,只剩下一点淡淡的月光。他拍了拍儿子的肩膀,声音压得很低:“遇事别哭。真想当兵,就得自己扛。”
停顿了一下,他又加了一句:“记住,人只有在硬碰硬的时候,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。”
四、五年后提干,老兵的信,写满分寸
通知书拿回来以后,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。那年冬天,安平背着绿色的大挎包,穿着还略显肥大的军装,跟着新兵连的队伍上了站台。母亲眼圈红红的,拉着儿子的手舍不得松开。王贵林没有多余的动作,只是在远处站着,看着队伍往车厢里挤。
列车启动时,安平透过车窗,看见父亲站在站台边上,身子挺得笔直。没有挥手,也没有大声喊话,只是嘴唇微微动了一下,像是在重复那句老话。
新兵连的日子苦不苦,不用多说。那几年,部队训练抓得紧,队列、体能、战术,压着时间表走。再加上他出身农村,体力倒不算差,可和从小身体底子好的城里兵比起来,也有差距。唯一让他有点优势的,是韧劲儿足。
他知道,父亲对他要求高,并不是希望他立多大功,而是不想他在队伍里丢人。部队是个讲究集体荣誉的地方,一旦掉队,脸上挂不住的,不仅是自己,还有家里的那位老兵。
夜里训练结束,熄灯号响起,有的新兵会悄悄躲在被窝里掉泪,想家,想自由。安平躺在床上,有时也会翻来覆去睡不着,一闭眼就是父亲那一身伤疤,还有堂屋里闪着寒光的老军刀。
他没跟任何人提过那天的事,只把那一幕默默记在心里。当教练员在雨里吼着:“再来一组!”他咬咬牙,冲到最前面。腿酸了,肩膀疼了,牙咬紧一点就过去了。
部队里看人,是要时间的。慢慢地,排长、指导员开始注意到这个从北方农村来的新兵——不爱说话,干活积极,训练时喜欢抢在前头,出了问题也不推脱。
转眼五年过去,已经到了1983年。部队组织了一次重要的军事素质考核,内容包括射击、战术课目、体能等多个项目,综合评分决定提干名额。这种机会,对很多基层兵来说,是难得的跳板。
那次考核,安平前几项发挥稳定,到了最后的战术演练环节,他干脆把心一横,把训练时积累的东西都压上去。跑位、掩护、协同,动作一气呵成。他知道,这不是表演,是一场看得见的较量。
结果公布时,他的名字排在第三名。虽然不是第一,却足以进入提干人选。营部开完会,政治处把通知下到连队,指导员叫他到办公室,简单说了一句:“准备一下,组织上考虑让你走干部路子。”
消息传回老家,是通过一封信。那个年代,电话还不普及,多数消息都写在信纸上,穿过一段段山路,到了偏僻的小村子。
王贵林拿到信,是个阴天。母亲识字不多,让他念。他一边念,一边手心冒汗——那不是紧张,是一种复杂的滋味:既为儿子的前途感到欣慰,又隐隐担心他扛得动不动这一份责任。
几天后,他回了一封信,用的是村里代写信的人教的格式,字迹歪歪扭扭,内容却很实在。里面没有什么华丽的词,只强调了几句:
“当干部,不是为了舒服,是为了多干活。”
“别仗着当过兵,就觉得自己了不起。”
“对战士要好,对工作要硬,对自己要严。”
这几个句子,安平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。纸张不厚,字也不算好看,可字里行间透出来的那种分寸感,不是随便几个人能写出来的。一个在战场上见过生死的人,对“权”和“位”的看法,自然不一样。
他很清楚,父亲从一开始就不主张他当兵,却为了他的入伍通知书,把刀又一次握在手里。现在,他在部队里迈出新一步,父亲给他的不是夸奖,而是警醒。
在后来的岁月里,安平在部队中换过几个岗位,也经历了一些重要任务。每逢遇到难做的决定,或是需要扛责任的关头,他脑子里都会闪现出那两个画面:一个,是大槐树下抱着头发愁的少年;另一个,是堂屋里光着上身、浑身是疤、把刀架在村支书脖子上的父亲。
对他而言,1978年的那场“刀锋对峙”,不仅仅是一次为儿子争取权利的冲突,更像是父子之间无声的交接。一位经历过战火的老兵,把自己对“担当”“公道”和“硬气”的理解,以最直接的方式,放在了儿子面前。
至于那把柄上刻着五角星的老军刀,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过柜底。王贵林年纪越来越大,腿伤愈发严重,走路全靠拐杖。偶尔翻到刀时,他会摸一摸刀柄,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。
那一生,他正式上过战场多次,出生入死;在和平年代,只“亮刀”一次。前者是为了国家,后者,是为了让儿子能堂堂正正地穿上那身军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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