严厉面具下藏着一颗挽救他人的心，崔国明一家在最艰难时刻遇到的贵人，竟是曾经将他踢出工厂的陈厂长。
崔国明躺在拘留所的硬板床上，盘算着这次肯定逃不过牢狱之灾。他因雇佣未成年人卖小孔眼镜被捕，其中一个孩子还受了重伤。工商、税务、医疗多个部门联合执法，领导点名批评，形势非常不利。
与此同时，陈厂长在办公室面对张秘书的提议沉默不语。张秘书极力怂恿：“趁这机会彻底解决崔国明，省下买断工龄的钱。”
陈厂长最终冷脸拒绝，还痛斥张秘书是“赵高那种搬弄是非的人”。这位表面严厉的领导，做出了一个改变崔国明命运的决定。
崔国明的人生像坐过山车般急转直下。他发现小孔眼镜的商机后，拿出买断工龄的钱投资，联系温州商家定制镜框，自己在家开办小作坊打磨镜片。
他定的价格很有竞争力，市场价一百多元的眼镜，他只卖19块9。价格优势加上可观的产量，他的眼镜很快打开市场。
销售渠道成为棘手问题，崔国明想出雇佣学生推广的主意。事实证明这个选择问题严重，一名学生在推广过程中受重伤，家长愤怒举报。
崔国明没有注册公司，也没交税，这构成了偷税漏税问题。警察上门时，他还在作坊里打磨镜片，直接被带走。这是他第二次入狱，比第一次情况更严重。
家长们愤慨地说：“我们家再穷，也不差这个钱。他就是连孩子都利用的人渣。”这句话成为事件发酵的导火索，引来多个部门联合执法。
李小珍开始四处奔走，她找到受伤孩子的家长，坦诚家中困境：要抚养姐姐的孩子二胖、兄弟郭大炮的女儿郭小雪，还有自己的女儿梦梦。
对方家长看到李小珍一个女人支撑这么大家子，心生怜悯，收了五千元赔偿后决定撤诉。案子并未因此了结，上面严查的案子不会轻易放过。这时陈厂长的介入成为关键转折。
张秘书兴奋地向陈厂长建议趁机开除崔国明，省下买断工龄的钱。陈厂长不仅拒绝，还痛斥张秘书落井下石。
陈厂长对张秘书表明立场：“我对崔国明工作上的自由散漫有意见，该下岗下岗，这是为了厂规和全局；但落井下石，陷害一个为厂子做过贡献的职工，绝对不可能！”
陈厂长作为省机械厂厂长，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，在案件“可判可不判”的情况下暗中帮忙。加上李小珍获得的家长谅解，崔国明最终没被判刑。
崔国明被释放后，陈厂长坚持按政策支付他四万多元买断工龄补偿款。按照规定，厂里完全可以不给这笔钱。
这笔钱成为崔国明一家的救命稻草。他拿着钱在狱友刘某的提点下做起服装生意，虽然坎坷，但让全家撑过了最困难的几年。
服装生意主要由妻子李小珍负责，崔国明则继续折腾。他们盘下服装店，做起了滚包货生意。这笔启动资金还确保郭大炮父亲能得到体面安葬。
陈厂长的帮助并未止步于此。多年后崔国明身患肺腺癌晚期，一次突然晕倒，恰巧被散步的陈厂长发现。陈厂长立刻叫来医生，把崔国明送进医院。
当时两人甚至住进同一间高干病房。陈厂长在崔国明生命最后阶段，给出了迟到二十多年的认可：“你是一个工作能力超群，专业技术出色，非常靠谱且值得信赖的好同志。”
陈厂长与崔国明的恩怨始于多年前。崔国明是哈工大高材生，毕业后进入国营机械厂工作。
他察觉工厂技术落后问题，写下数万字的改革建议书，甚至提出“三年内让全厂普工开上夏利车”的愿景。
陈厂长对建议书不屑一顾，直接扔进垃圾堆。矛盾在卡拉OK比赛后激化，崔国明夺得全市冠军，陈厂长却要求他站着给领导唱歌“将功补过”。
深感羞辱的崔国明，以一曲《铁窗泪》回应，因此被停职。停职期间工资照发，但崔国明急需用钱，偷偷去夜总会唱歌。
张秘书添油加醋向陈厂长汇报，说崔国明“不男不女”、“勾结黑社会”。陈厂长亲自到夜总会，点了《念亲恩》刁难他，崔国明却唱起《亲亲我的宝贝》，导致冲突升级。
崔国明父亲曾托老领导说情，陈厂长在饭局上明确将崔国明定为需要处理的“刺头”。最终崔国明签署解约合同，拿着四万多元买断工龄下岗。
崔国明离开后，工厂那些老机器接连瘫痪，外国专家也束手无策。陈厂长不得不通过崔国明的徒弟请他回厂维修。崔国明不计前嫌，仅用三小时就解决了故障，但陈厂长自始至终没有露面道歉或道谢。
张秘书的命运也发生转折。工厂破产后，他靠贿赂上位，一度混成“张总”，还让落魄的崔国明帮他喂藏獒。他最终因行贿罪被判三年，出狱后身无分文。讽刺的是，最后帮张秘书找到落脚处的，正是他曾屡次打压的崔国明。
崔国明的人生坎坷不断，他炒邮票亏光家底，妻子李小珍因车祸离世。他远赴韩国打黑工，在矿洞吸入大量粉尘，最终罹患肺腺癌晚期。
陈厂长完成了裁员任务，后来以正厅级待遇退休。他晚年对崔国明心怀愧疚，常对家人说：“我这辈子最后悔的，就是让崔国明下了岗。”
多年后，陈厂长在病房望着奄奄一息的崔国明，终于说出那句迟来二十多年的肯定。而崔国明只是苦笑问道：“如果当时我的建议书被采纳，厂子会不会不一样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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